「我是五五年來港的,當時我住在板間房,即是好唔專一、好多伙人住嗰種呢,住板間房真的亳不方便」「什麼不方便?」我問,他答「那時廁所又要分嚟用,有時廁所都可以間個床位出嚟比人訓。同人住一定要時時忍讓。最重要嘅系,包租婆常常加租,大約六七十年代,有段間大陸好多人來香港,多左人租板間,包租婆又加租」,於是,從六十年代中開始,黎伯節儉地生活,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儲蓄,終於在七零年買下了這個元州街的天台屋。訪問期間,他多番强調自己輾轉住過不同的板間房,而買下天台屋的意義,用他的話說,就是:「當然好啦,呢度系自己嘅,系專一啲。」可想而知,搬上天台屋在當時代表了生活的改善,是消除病態居住環境的表現,不會有不吃人間煙火的城市管治精英走過來跟他說這是城市的潛建毒瘤。然而,離開又是否代表生活的改善呢?
你認為搬往將軍澳可以改善生活嗎?」我愚蠢地直接提問,「我不知道,好多野都需要很長時間適應,現在沒辦法唯有重新適應過囉」他一派樂觀的回答到。黎伯告訴我,年輕時他當過很份工,有製衣工人、三行、麵包工人、拆樓、茶樓洒樓侍應生等等等等,他以為搬遷這一回事,就像自己能適應不同工種一樣可以克服。我想,對於未來的生活他沒有太大把握,最後以一種低下階層長期與壞命運搏鬥而鍛煉出來的生活態度來面對,那就是逆來順受。
From: 深水埗重建:專訪天台戶黎伯伯| 香港獨立媒體
By: 陳景輝
2006-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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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陳景輝
2006-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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